拜仁慕尼黑主席赫伯特-海纳在接受《队报》采访时，阐述了这家钟爱自身独特性与传统底蕴的俱乐部，其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。拜仁主席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？我从小就是拜仁球迷，贝肯鲍尔时代就常去看台看球。这份职务既是荣誉，也是乐趣。我有幸密切关注世界上最顶尖的两支球队之一：我会观看男队的每一场比赛，尽可能出席女队的赛事，篮球队也是如此——谁又能抱怨这样的工作呢？总体而言，这份工作的工作量比我最初想象的要大得多，但这是好事。毕竟，拜仁的事务足以让人一周七天忙个不停（微笑）。由于俱乐部在德国始终处于舆论焦点，这份职务的投入度也更高。许多人会对其策略发表看法，尤其是赫内斯。你如何应对这种情况？首先，必须配得上这份关注。至于赫内斯（2009至2019年任拜仁主席）和鲁梅尼格（前董事会主席，现回归担任监事会成员），他们都是足球界的传奇人物。媒体显然乐于报道他们的言论，而俱乐部内部也对他们极为敬重。其他俱乐部会聘请外部顾问，但在我们这里，他们就是家人。举个例子：当我们聘请孔帕尼担任教练时，我们说：“鲁梅尼格，联系瓜迪奥拉。孔帕尼曾在曼城效力于他，佩普能给我们提供专业建议。”我们很快就得到了一份极具价值的反馈。这些言论是否会对你或俱乐部的权威造成影响？我并不这么认为，因为他们的发言都经过了俱乐部的事先沟通。鲁梅尼格在首回合赛前接受过采访，提到奥利塞非卖品，以及我们希望与凯恩续约——但这些我们早已在其他采访中明确过。在豪门俱乐部日益趋同的当下，你认为拜仁仍保持独特性吗？拜仁确实有所不同：我们不依赖任何发号施令的大投资者。许多豪门由寡头、投资基金或国家支持，而我们完全靠自身实力发展，独立性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过去25年，我们每个赛季都实现盈利，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也不例外。或许说起来容易，但我们确实像一个大家庭。以凯恩为例：他的合同中曾包含“若想重返英格兰可离队”的条款，但他从未提及此事，因为他在慕尼黑感觉非常好。拜仁的运营模式虽与其他俱乐部不同，但你为凯恩花费了9500万欧元……竞争愈发激烈，尤其是考虑到英超俱乐部的财力。英超每年的电视转播收入达40亿欧元，而德甲仅为12亿欧元。如果我们需要像凯恩这样的球员，就会进行引援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拥有穆西亚拉、帕夫洛维奇、斯塔尼希奇或伦纳特-卡尔这样的球员。本赛季，我们青训营已有10名天才球员完成一线队首秀。这种“引援+青训”的组合，既帮助我们取得成功，也确保了经济上的稳健运营。与巴黎圣日耳曼相比，最显著的差异难道不体现在这里吗？我对巴黎的成就极为尊重，纳赛尔的工作堪称巨大成功。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他们近年来意识到：“靠内马尔、梅西这样的巨星模式行不通，必须另寻他路。”巴黎聘请了恩里克，这位教练重视年轻球员，打造了一支让球迷产生共鸣的球队。身份认同是关键——巴黎圣日耳曼已经完成重塑，如今已跻身世界足坛精英行列。你多次提到传统。如何在尊重传统的同时，适应变化巨大的环境？如果教条地坚持“一切照旧”，传统可能成为束缚；但如果能思考如何将昔日成功的核心要素融入当下，传统就会成为力量。20世纪70年代，拜仁曾连续三次夺得欧洲冠军杯，当时的阵容包括贝肯鲍尔、盖德-穆勒、塞普-迈尔等。我们始终致力于让前球员参与俱乐部管理，因为体育始终是我们的核心关切。你指的是哪些仍在延续的传统？比如圣诞期间球员走访球迷俱乐部，或是男女球员身着巴伐利亚传统服饰参加啤酒节。同时，我们希望与全球各地的球迷保持紧密联系：我们会以“接地气”的方式庆祝冠军，8月还会飞往香港和韩国进行友谊赛。这种双向互动效果显著。我常说：我们的DNA无价，要么拥有，要么没有，无法购买。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，而是穿在球衣里的精神。你认为10年后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吗？现任管理层坚信，拜仁必须始终是一家有“心”有“魂”的俱乐部，其价值观要体现在日常行动中。我上任之初就呼吁：拜仁永远不能沦为单纯的足球企业。俱乐部近年历史中，你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？2020年我们夺得六冠王，那是辉煌时刻。但真正让我自豪的，是拜仁的社会责任。贝肯鲍尔和赫内斯为俱乐部奠定了社会责任的根基。我们的“红色反种族主义”项目，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，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事业。在动荡的时代，人们渴望团结，而拜仁能提供这种凝聚力。因此我要对所有试图分裂的人说：永远别想，尤其是别想分裂我们。无论是体育还是生活中，搞排他的人终将失败。